吴辰:《勾勒集》之勾勒

2022年06月21日 00:00  文字：吴辰  点击：1050  我有话说(0人参与)

“勾勒”是一种细功夫。以极细的笔触尽力还原事物的边线，在一张白纸上呈现出事件的本相，用单线条把错综复杂的世态人情之网抽丝剥茧，这便是“勾勒”的意义。

 

“勾勒”是一种苦功夫。如果不是亲自目击现场，如果不是对事件进行穷追不舍的跟踪，如果不是对勾勒对象有着刻骨铭心的体悟，线条则永远是线条，而“勾勒”的价值也荡然无存。

 

“勾勒”是一种真功夫。寥寥几笔即可透过事物外表再现其灵魂：看似简单，却极为复杂；看似随性，却独具匠心；看似行云流水，却有着千钧的分量。

 

所以，请不要将“勾勒”等闲视之，尤其是在这个处处讲究技术性的年代，勾勒则显得尤其重要，这不仅仅是在手法上的返璞归真，更是作者的眼光、境界和关怀。也正是因为这样，马良敢以“勾勒”为名将自己从1988年以来的文学、艺术评论结集，这背后蕴含的是其多年对海南文学、艺术现场观察的苦辛，长达三十年的现场体验使马良对海南文艺界有着如数家珍式的熟稔，他的勾勒潇洒随心，却清晰地展示着海南建省以来文学和艺术发展的脉络。如今，在自贸港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勾勒集》的出现可以说是恰逢其时，这本书里有海南文艺的来龙去脉，更预言着海南文艺的无限可能。

 

寻找海南文艺的支点

马良在《勾勒集》中试图完成一个重大的任务，即为海南文艺找寻支点。这个任务说起来容易，但是在实践上却是十分复杂的。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千个文艺创作者，在他们心中就会有一千个海南，当观众和读者面对海南文艺时，海南的文艺创作者们想要让他们看到什么、品到什么、领悟到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良在《勾勒集》中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早在1980年代，著名作家韩少功就曾经提出过“寻根”这个宏大的文化命题，而后来，韩少功来到了海南，并深刻地影响了海南文学和艺术，这一事件则可以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要找到海南文艺的支点，则首先要为海南文艺“寻根”。在马良的《勾勒集》中，这种“寻根”的努力是无处不在的。

 

马良对海南文艺现象的评论喜欢以带有强烈史学性质的笔墨开始，他有意识地强调流派、传承对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为“海南画派”画像》一文中，马良特别强调“画派”的重要性，并指出风格和技法的相似、精神内涵的共通是“画派”形成的主要标志，因此，他系统地梳理了海南的美术史，却从中钩沉出了从黎村到城市、从自然到人文、从瀚海到群山、从阳刚到温柔的“海南画派”的精神故乡。站在历史的一端，马良引领着这些带有浓烈椰风海韵的艺术作品返回他们生成的语境，于是，吴冠中、关山月等名字则被镶嵌在了海南文艺发展最初的时间点上，这清晰向人们展示着海南文艺的根基，独异的风土人情，结合纯正的文艺传承，谁又有理由不去相信这片热土将孕育出更加绚烂的文艺作品和精神呢？值得注意的是，马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活跃在当下海南文艺界的人们有着充分的自信，他在《为“海南画派”画像》一文结尾处为“海南画派”下的定义就是明证，他自信地宣称“海南画派是指在海南地区形成的，由本岛艺术家和旅琼艺术家共同创造的，以深入刻画海南风土人情为标志，凸显热带的原始美、野性美、闲适美等多种形态美感的绘画流派；艺术探索上具有多元化风格，或浓郁、清润，或极具写实精神，或推崇象征意境，或富有装饰效果，或突出抽象意味。该画派在东南亚、中国内地及中国港澳台地区极具影响力，不少人把它视为新世纪的精神图腾、永恒的心灵牧歌。海南文化界的参与令该画派更具深度和内涵。代表画家有……”①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被完型了的定义，而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的定义，最后一句的省略号便是明证，马良不仅为海南文艺梳理了来龙去脉，同时，他也将自己和未来的海南文艺家们放置进了这个定义之中，这预示了海南文艺将如南渡江水，源源不绝。

 

不难看出，寻根并非马良的最终目的，寻根是面向未来的行动，而未来的起点永远是当下。马良为海南文艺寻根只是第一步，而接下来，在寻根的基础上，马良还要为海南文艺找寻那个足以使之在中国文艺界乃至世界文艺界取得一席之地的特质。在《勾勒集》中，马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证，最后得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答案，即“融合”。“沧海何曾断地脉”，海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省份，来自各地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岛屿上碰撞、交融，形成了如今灿烂多姿的景观，而在自贸港建设的语境下，这种融合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潮，海南的文艺也将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敞开。于是，在《勾勒集》中被马良“勾勒”的，不仅仅有海南籍的画家符国平、梁峰、王雄等，还有江苏籍作家梅国云、四川籍作曲家王艳梅等，这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们合力塑造着海南文艺界的小传统，而这种小传统又在影响着更多文艺家的创作，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它将推动海南文艺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对海南文艺发展而言，马良在《勾勒集》中呈现出的这种对自身发展路径和起源的自觉是十分重要的，文艺发展自有其规律，但是任由其盲人摸象般的探索，则不免将在反复辗转中消耗太多的精力，也会使那些刚刚加入这支队伍中的年轻人们找不到前进的方向。通过《勾勒集》的“勾勒”，这条线索渐渐清晰，这是海南文艺的底子。值得一提的是，马良是海南省旅琼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融合”二字。而“旅琼”两字也道出了海南文艺发展的秘密——人生不过是羁旅，对海南而言，我们谁又不是“旅琼”呢？

 

营造公共的文艺空间

在《勾勒集》的很多篇文章中，马良都在传递着一种营造公共文艺空间的期望。文艺自然可以被视作是某些人或者某些集体的私藏，但是，只有文艺介入公共领域时，它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由这些公共文艺空间塑造的地方精神也将成为促进该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这一点之于海南尤为重要。

 

海南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同时又是一个年轻的省份，在一次又一次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海南的文艺界大浪淘沙，同时也留下了一个足以骄傲的小传统，即对公共文艺空间的重视。从五六十年代的流水坡画派到《新海岸》等刊物再到国新书苑、褶子等公共文艺空间，海南文艺界对公共文艺空间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同时，各个代际的文艺家们也在实践中探索着如何将公共文艺空间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展开。

 

自从来到海南之后，马良致力于在这个岛屿上创建更多的公共文艺空间，这些空间可以是实实在在的场所，也可以是有着公共影响力的文艺刊物，前者如“黄+蓝”艺术沙龙、各种美术展、雕塑展、艺术展，后者如《新海岸》等。对于这一自己心有所系的事业，马良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他的身影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文艺会展现场。在《勾勒集》中，马良通过文字将他对公共文艺空间的设想和展望呈现了出来。

 

在马良看来，这种公共文艺空间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融合”。以“黄+蓝”艺术沙龙为例，马良认为它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因素就是“艺术上的相互尊重，甚至欣赏”“性情上的相容，甚至契合”，当然，他还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意识到同在海南这样一个共同的艺术语境。”②马良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自古以来“文人相轻”，而“相轻”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只觉得文艺是自己的生产，而并不认为文艺是于社会、于人生甚至于人类都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而在当下这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化的宏观环境中，那种闭门造车式的文艺创作显然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文学再也不是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私产，而是应该成为建构“共同的艺术语境”的一部分，而之于当下的海南文艺界而言，这种“共同的艺术语境”的建构在很多时候要比单一一件文艺作品的意义要大的多。

 

在很多急功近利的人眼中，马良所做的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会触碰到某些人的利益，这有益于海南文艺界发展的举动常常会遭到一些人的误解、攻讦乃至冷嘲热讽，在《勾勒集》中，马良虽未明说，但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他为这件伟大的工作奋斗时的辛酸，当论及《新海岸》杂志的发展时，马良提到了在创刊时的筚路蓝缕，面对着有些人对这本新生的文艺杂志的不屑与质疑声中，《新海岸》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成为了对海南文艺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刊物，这里面的艰辛恐怕也只有当事者方能体会。但是，从目前海南公共文艺空间蓬勃发展的态势来看，马良等人的努力是有效果的，而这也正是对那些质疑者最好的回击。也许，正像画家刘贵宾对马良说的那样：“你能挑头，把艺术评论工作担起来！”③志同道合之人的一句话往往能够带来无限的动力，而这也正是公共文艺空间存在的重要意义。

 

今天，海南的文艺界面临着新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任务，实现中国梦和建设自贸港的使命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文艺工作者投身其中，文艺不再仅仅是一种精神生产，更是一种切实的行动，于是，如何建设公共文艺空间，如何最大程度上发挥公共文艺空间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马良在《勾勒集》中多次表达了自己对公共文艺空间的愿景，以“黄+蓝”艺术沙龙为例，“这已不单纯是艺术家的事情，‘黄+蓝’艺术沙龙中还活跃着评论家、媒体人的身影，他们为艺术家‘鼓与呼’，将其推向一个更大、更高的平台”，不仅如此，这里边还有企业家的赞助和支持，而这正是公共文艺空间的理想状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讨论，文艺的形式也因此拓宽。

 

在很大程度上，马良的这部《勾勒集》也同样是一个公共的文艺空间，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将很多已经无法再出现在当下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人和事再现了出来，让过去和现在隔空对话，让那些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事件在当下继续绽放光彩。

 

书写有温度的批评

作家张浩文在为《勾勒集》作序时曾经对马良“细致的观察态度和潇洒的行文风格”赞叹不已，称“马良先生对海南画界的总结功夫和对诸多海南画家的画评，简洁明快，畅晓通俗。无论界内还是界外之人，都可以看明白，这无论对指导专业人士的创作，还是对大众进行艺术启蒙，都很有效果，比那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学院派‘神作’高明多了。”④这话说得不错。当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学科规范越来越严，学科壁垒也越来越森严时，所谓的“科学化”或“学科化”将使文艺变得味如嚼蜡，所谓“艺术的去人性化”所言即是如此。

 

马良的《勾勒集》则处处呈现出了一种对文艺、对文艺工作者、对时代的温情，这不仅是一本有广度、有深度的著作，更是一本有温度的著作。当那些理论家们绞尽脑汁去用一个又一个高深的词语来形容文艺作品时，马良却把握到了文艺的本质，所以，《勾勒集》并不难读，而读者在读完之后也并不会嫌弃浅薄，在平易近人的文字中，是马良对文艺与时代关系的洞察，以及其对文艺一以贯之的虔敬。马良所把握到的文艺的本质其实并不复杂，这是一个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被广泛接受了的事实，即文艺的核心在于“人”。在马良眼中，文艺并不是那个有些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由无数人参与，并影响着无数人的社会活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学和艺术在马良看来都是为了让人获得力量和幸福的事业，两者本就不该分开。这也正是《勾勒集》中能够容纳得下各种文艺形式而不显杂乱的原因，所谓纲举而目张，把握住“人”这个“纲”，文艺自然从其“目”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马良的文艺评论别具一格，这是类似于当年李健吾所擅长的那种“印象式批评”，尤其是那些从写人入手来谈及艺术的篇什，读者、作者和批评对象在文本中进行着充分的交流，最后达到灵魂的互补，读这样的文章，对读者文艺鉴赏能力的提高是很有裨益的。在《勾勒集》中，马良常常从自己与批评对象的交往入手，学院派的评论家们会觉得这种方式过于主观，但是，对于文艺评论来说，不知人哪能论世，文艺作品中的遣词造句、设色布局，这哪样背后不是世态人情呢？

 

也正是由于马良对世态人情的把握，他才能用最简单的词语，在第一时间概括出文艺家们的精神特质，在《海南画家群生态勾勒》中，他用“海”去形容刘贵宾、用“湖”去形容王家儒、用“椰”去形容李涵、用“石”去形容刘运良、用“阳光”去形容周铁利、用“红土”去形容王锐、用“云”去形容蔡蔚一样，仔细想来，看似简略却又特别贴切，这简单的词语却是非要对这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下了苦功夫才能概括出来的。同样的，马良在对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评论中，丝毫不避讳，称自己无意对其作品进行深入点评，其实这哪里是不深入，马良从写人起笔，在写一个人的事迹和与这个人交游的过程中，就早已概括了他的艺术特质，读者读了这些品人的文章，其创作也便如在眼前了。马良写梅国云就写他创作字相艺术时的心境、写艾子就写她喜爱的人间烟火气、写刘贵宾则写与之相遇的三次画展，而其中病中的刘贵宾仍对海南文艺保持关注则格外令人动容、写刘运良也写到了病，而写病则是为了突出其铁骨铮铮、写易至群则写家史、写王雄则写民族……通过马良的《勾勒集》，读者们读到的不是一幅幅静止的画面，而是有着生命温度的海南文艺发展现场。

 

对海南的文艺发展而言，马良的《勾勒集》不仅仅是一次回顾，更是一次展望，很多年以后，相信这部《勾勒集》将会成为一个重要地标，成为后人梳理海南文艺发展史时所要重点“勾勒”的对象。

 

注：

①马良：《为“海南画派”画像》，《勾勒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页。

②马良：《临界点上，群体绽放》，《勾勒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③马良：《我与刘贵宾：三次画展串联起的回忆》，《勾勒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20年版，第80页。

④张浩文：《马大胡子印象记》，《勾勒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文章作者：

吴辰，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