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志东：冯法祀《刘胡兰就义》的图像创造与身份建构

2023年03月23日 00:00  作者：元志东  点击：387  我有话说(0人参与)

 

摘要：《刘胡兰就义》的图像创造，展现出艺术人民性的思想特征，包含了图式结构与社会结构。《刘胡兰就义》不仅在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事件之间展现出逻辑关系的互动，更在个体情感的表达上体现出“自我身份”的参与性。《刘胡兰就义》准确地诠释了艺术人民性的主题思想，对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刘胡兰就义；冯法祀；图像创造；身份建构

《刘胡兰就义》(图1）冯法祀代表作之一，是他1957年的“马训班”的结业创作。该作品既有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典型性情节特征，又充分体现出冯法祀的底层人民的身份和艺术家真实的平民情感的视角。《刘胡兰就义》充分展现出艺术人民性特征，并通过典型情节叙事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建构。

 

一、情节叙事中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建构

 

艺术体验是积蓄创作情感的重要基础，也是创作情节叙事中自我身份确认及建构的必由之路。单纯依靠照片影像等手段获取创作情感，是乏力的。同时，即使从生活中获得到的艺术情感，也因创作主体与创作人物之间的阶层差别、职业不同及秉性差异等，也不能全面地、立体地、准确地表达出创作对象的思想情感。《刘胡兰就义》的创作路径，展现出冯法祀持久扎根生活之后获得情感积蓄的过程，进而完成了冯法祀与刘胡兰形象之间的情感渗透、转移，实现了情节叙事中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建构。

在阶层底色上来看，冯法祀与创作主角刘胡兰都是平民大众，二者身上具有一股来自泥土芳香的底层力量。在从属行业上分析，他们都是革命战士。冯法祀是一名又有着军旅生涯体验的文艺工作者，有着同一的革命身份，而刘胡兰是革命斗争走出来的人民英雄，两者都是革命事业的参与者，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与利益趋向。从秉性特点上看，冯法祀自小习武好斗，爱憎分明、打抱不平，刘胡兰则是凌然正气、不畏生死，两者都展现出革命战争时期骨子里所渗透出来的英雄气节，这必然致使他们在秉性特征上的趋同。这些为冯法祀的艺术体验、构思及创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它们又促使在艺术创作中冯法祀对刘胡兰形象的情感渗透，以及自我角色的转移。

情感记忆的共鸣，自我身份的确认，是完成该作的重要基础。冯法祀心中怀有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农村的情结记忆，为了创作《刘胡兰就义》，曾多次实地走访调查，积蓄创作情感。早在冯法祀1938年《宣传》中，冯法祀就开启了对特殊历史语境下农村场景的创作表达。画面描绘了冯法祀行军过程中“下基层”给老百姓做游击动员的宣传场景，而画面中央大钟下方的那个正在挥手的红军，就是冯法祀本人形象。^[1]可见，那些特殊年代农村的人情风貌，早已根植于冯法祀的脑海中，待到创作《刘胡兰就义》之时，特殊情景的感受早已有了一定的心理预知。自1954-1957年，冯法祀就多次奔赴刘胡兰的故乡，寻找《刘胡兰就义》中构建情景氛围所需要的原始材料，进行创作情感的积蓄。

创作情感的转移实现了冯法祀自我身份的建构。冯法祀创作《刘胡兰就义》过程，也是描绘自我、确立自我身份的过程，他笔下的刘胡兰形象，既是对刘胡兰本人的真实性表达，又是冯法祀个人性情的自我写照。冯法祀自小习武、立志报国，有着“要强、好胜、有正义感，经常打抱不平”^[2]的性格特点，而作为革命英雄的刘胡兰，也有着不畏生死、凌然正气的正义本色。正由于两者内在秉性上的高度趋同，才使得创作主体能够顺利进行情感渗透，在情节叙事中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

 

图1 冯法祀《刘胡兰就义》 油画 230x426cm 1957年

 

当然，《刘胡兰就义》中创作主体的情感渗透、转移，并非那种“走马观花”地体验生活，而是通过持久性扎根生活、深入生活而获得。冯法祀曾谈道：“画客观的东西要有依据，没有依据的想象就是幻想……当初为了画《刘胡兰就义》，我到当地去了几次，还画了风景。一边访问当地群众，一边画头像速写，大概画了100多张。”^[3]由此可见，冯法祀通过多次持续地走访群众、了解就义事件的内在本质，才建立起一种源于生活的情感记忆，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只有通过积蓄大量的创作情感，才能完成了创作中的情感渗透与转移，获得自我身份的建构。

 

二、细节追求中“个体情感”的表达

 

细节源于对生活的深入体验、细致观察，这些细节不仅包括浮于表面的物理细节，更要包括那些体现创作者内心的情感细节。《刘胡兰就义》不仅展现出事件逻辑关系上细节的合理性与可读性，更体现出英雄主角人物刘胡兰那种不畏生死的神情豪迈。作品中的细节并非事无巨细的客观摹写，而是带有着强烈的情感注入，那些“只讲写实，只注意表面模拟，这是自然主义写实，要克服”^[4]，而正在的细节描绘，要善于对细节进行选择与摒弃。只有强化表现那些能够乍现情感火花的细节，才能表达出创作者的“个体情感”。

《刘胡兰就义》中的细节表现，是冯法祀持久扎根生活之后所获得情感真实。一方面，冯法祀带有一种义愤的情绪、期盼的心理去观察生活、发现细节，并获取感动。他曾谈道：“首先事件本身令人感动，只要是真正的中国人，没有不被这一事件感动的；其次，要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体验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收集素材。为此，我去了刘胡兰就义的地方。”[5]冯法祀就是带着就义事件的感动与义愤，多次前往文水县云周西村考察走访，并且用创作小稿访谈记录了那些牺牲烈士的相关家属们，获得了更多情感上的细节。画面中雪天一色所构建出的冷色调氛围，与雪地中高涨热血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而主角人物刘胡兰的肢体动作所展现出的昂首气度，都带出了情绪的“劲”。同时，刘胡兰头部的威武神态，坚毅的眼神、发狠的嘴角等部位的细节表现，都源于冯法祀洞察细节、表现细节的能力，也都源于冯法祀内在的个体情感。另一方面，为了合情合理地表达出整个就义事件的准确逻辑关系，体现就义那一瞬间的细节表现与情感真实，《刘胡兰就义》也充分考虑到数十人群众与匪军的冲突动作及神情特征。如画面中群众形象的表达，既有站、搂、抱、坐、躺等不同姿态，又有人物表情上愤怒、哭泣、紧张等细节描绘，这些细节不仅体现出情节叙事中的典型瞬间，营造出画面整体氛围，更是反映出创作者对情感细节的捕捉能力，这也完全是创作者本人“个体情感”的释放。

值得强调的是，细节不能面面俱到，而是有选择性地摒弃与强化。摒弃是为了抹掉那些不符合主题思想的物理性细节，而强化则是为了凸显创作者的个体情感，增强画面整体的艺术情感表现力。《刘胡兰就义》中大量群众的描绘，前方几个主要有着丰富表情及特殊身份的人物进行了重点描绘，如画面身穿蓝色服装的刘胡兰母亲胡文秀，及相拥一起穿红色一幅的妹妹爱兰子。而画面后方群众的细节描绘则是进行了简化或摒弃，他们只是充当了人群数量。另外，在刘胡兰被押“上场”的细节庙会上，创作者也强化了动静互映的细节动作。两个黄色军装的匪军一个拖拽，一个牵拉，而刘胡兰则是三角形构成的稳固站姿。只有洞察生活才能获得这些细节真实，也只有在追求这些细节真实的过程中，才能乍现情感火花并体现出个体情感。

 

三、戏剧性瞬间反复修正中图像典型的塑造

 

艺术创作是一个不断调整、反复修正的过程，《刘胡兰就义》十分鲜明地体现出创作初稿、创作修正稿及创作完成稿之间反复调整的创作过程。冯法祀在1954-1957年创作期间，《刘胡兰就义》的创作初稿及创作修正稿总计四十多张，其中全画面油画色稿5张，局部油画色稿20张，全画面素描稿17张。如此不断创作修正的缘由，正体现出冯法祀创作心路中主题思想性的递进深化，也因此逐步完成图像典型的塑造。

《刘胡兰就义》创作初稿、修正稿、完成稿之间的不同阶段的调整，实质上是主题思想导向下典型戏剧性瞬间的塑造。戏剧性瞬间能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构建起情节瞬间的典型性，《刘胡兰就义》正是捕捉到刘胡兰不畏生死、凌然正气的出场瞬间。首先，刘胡兰形象“如果用绳子、镣铐来塑造被缚的刘胡兰的话，势必会削弱英雄的形象”[6]，这在初稿及修正稿中都有着不合理的安排。而完成稿中的刘胡兰形象，以三人组合的方式构建，刘胡兰的“出场”是在两个国民党匪军的推拉押拽下，以昂首挺胸、不畏生死的精神劲头出镜的，这是完全契合主题创作思想，以戏剧性瞬间建构起图像典型。此外，《刘胡兰就义》初稿及修正稿中的群众安排，用单一整齐的动作及低落的情绪表达出一种悲情气氛，这显然不符合创作主题。而在完成稿中，姿态多样、义愤填膺的群众更是完美呼应了刘胡兰的特殊出场瞬间，以图像典型彰显出事件的正义。

情节叙事中合乎情理的逻辑关系是产生让人可信、可爱、可敬形象的基础，从而树立起戏剧性瞬间的图像典型。然而，这种合乎情理的情节逻辑关系，必须依靠创作者深入生活、洞察生活的实践体验，需要有情节叙事中瞬间“定格”的能力。《刘胡兰就义》创作初稿、中稿、完成稿的调整变化，就是为了英雄出场的这个特殊瞬间，“定格”一幅符合情节内在逻辑及乍现情感火花的经典图像，即图像典型。创作初稿中刘胡兰一个人的出场镜头，显得孤立并缺失人物动作上的情节关联。过程修正稿中虽然添加了三个人冲突表现的情节内容，但没有准确地表达出匪军推拽刘胡兰的动作力度。而完成稿中，两位匪军的吃力动作与刘胡兰稳固的站姿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出刘胡兰就义时刻的威武不屈的精神面貌，强化了冲突矛盾、增强了瞬间的戏剧性。同时，在“配角”的关系逻辑表现上也是十分贴切的。例如，在刘胡兰被推拉上场之时，群众是愤怒的，匪军是惊讶的，作为刘胡兰的母亲是万分焦急、悲痛的。初稿中的群众情绪低落的，动作姿态是单一的。过程修正稿中虽然调整了群众与匪军的动作关系，但刘胡兰的母亲及妹妹，以及匪军的表情都没展现出特殊瞬间高人物关系的高度一致性。而完成稿中既表达出群众因愤怒而向前推拥的瞬间力量，而匪军头目所撑起的双脚、惊恐的眼神、张开的嘴唇等特殊瞬间神情等，表达出匪军头目的刺激性反应的表情瞬间。《刘胡兰就义》之作的成功是冯法祀多次修正完成的，如此才能展现出英雄出场的经典瞬间，并完成了图像创造。

 

结语

 

《刘胡兰就义》中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建构，既是情节典型性特征的表达，更是“个体情感”的凸显。该作创作者以充沛的“个体情感”倾注于戏剧性瞬间的营造，在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的交织糅合中完成了图像经典的塑造，建立起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图像范本。《刘胡兰就义》极富“艺术人民性”特征，它的图像创造对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作者简介：

元志东，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 

 

 

^{[1] [2] [3]}陈卉：《为人生而艺术——访冯法祀先生》，《美术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21页。

^[4]冯法祀：《素描教学中自然主义倾向问题——在素描教学座谈会上第一次发言》，《新美术》

1980年第1期，第7-8页。

^[5]张晓凌：《为人生而艺术——冯法祀访谈》，《美术观察》2002 年第5期，第17-20页.

^[6] 鲁虹：《新中国美术60年  1949-1979》（上），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