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自然的本色之美（获“首届海南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2010年07月22日 11:15 海南文艺网 责任编辑：迅小编 点击：1911 我有话说(0人参与)
朴素自然的本色之美
——海南五指山地区民族歌谣审美特征论析之一
杨兹举
（琼州学院中文系，海南 五指山 572200）
摘 要：优秀的民族歌谣之所以历传千百年而葆有不衰的艺术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唱的是真情，讲的是真话，不伪饰，不造作，不为文造情，不“违心而出”，惟其如此，诗歌艺术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其次，民族歌谣也和其他的民间艺术一样，不仅能真切地传达出各族人民大众的心声，而且它自身的结构、语言和韵律，凝聚着各族民间文艺创作者的真情和智慧，是一种积淀了深厚的历史生活内容和民族审美情感的、极有意味的美学形式，足以构成审美对象。朴素自然的本色之美，是海南五指山地区民族歌谣的一种优秀的艺术品质，它给人以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美感，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五指山地区；民族歌谣；朴素自然；本色；审美特征
民族歌谣存在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美的。人们之所以热衷传播这些民族歌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可以从中获得审美享受。我们在强调民族歌谣一些特殊价值的时候，不能忽视其作为文学的审美特征。审美，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各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其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兴趣理想，息息相关。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思维都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民族的歌谣都要凭借该民族的艺术智慧，创造出适于表现本民族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的歌谣形式。海南五指山地区黎族、苗族歌谣，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以及特定的审美情趣，呈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本文仅就其朴素自然的本色之美略作论析。
一、真朴的内在情感
民族歌谣是一种民族民间的诗歌艺术。诗歌，特别是抒情诗，是创作者一种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中的形象，即是作者的自我形象，即素常说的“诗言志，歌永言”。作者把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情感，借助某种外在标志传达出来，以期引起共鸣。因此，这种感情必须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稍有虚情矫饰，诗歌也就黯然失色了。所以，诗歌创作的第一位尺度是真实。诗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真挚的情感。自古都道：好诗贵在情真。近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传统的优秀民歌，之所以历传千百年而葆有不衰的艺术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唱的是真情，讲的是真话，不伪饰，不造作，不为文造情，不“违心而出”，这是民间诗歌创作最宝贵的传统，也是一切诗歌创作的生命线：诗为心声！作诗，第一是要具有真情实感，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虚情矫饰，不无病呻吟。惟其如此，诗歌艺术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而民族歌谣，正是各族人民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情真意切，是民族歌谣最宝贵的艺术传统。
民族歌谣是各族民众抒发情怀的一种最直接、最实用的方式，它产生的动力，不在于什么创作的愿望，而是在于一种“我口唱我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发抒欲求。正像五指山苗族歌谣《山歌无本句句真》所唱：
哥一声来妹一声，
好比先生教学生；
先生教学还有本，
山歌无本句句真。
民族歌谣不求登堂入室，也无需取媚于人，它无需乎假，能够做到“句句真”。因此，民族歌谣往往对于社会的不平，敢怒敢怨；对于反动统治者，敢嘲敢骂；对于理想的爱情，敢爱敢追。冯梦龙也曾多次强调，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不与诗文争名，不屑假。民歌的长处，全在于它能用最自然的语言和最自然的声调来表达最自然的情感。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也曾谈到：“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同的精灵。”这些评价道出了民歌的巨大魅力在艺术层面的奥秘。郭绍虞在《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一文中说：“村歌俗谣……实在这些都是国民情调的表现，简直可作为国风小雅一例看待。这些歌谣，写的是真景，抒的是真情，会的是真意趣，绝对是真实的表现，是极端自然的文章。不管是田夫野老的所唱，是傍人渔父的所唱，或且出之于十三四女孩儿的口中，就歌辞来讲，情景总是很深，趣味总是很浓，就音节来讲，声韵又是无不调和的。……不识文字的人，自能运用质实、朴素、逼真的手腕，发为自然的歌诗，成为天地间的妙文，因为他并不懂格式，所以不为格式所拘泥；他又本不要雕琢，所以不受雕琢的累坠。”
海南五指山地区民族歌谣是海南黎苗族人民自然真情的吐露，它以原生态的形式反映了海南黎、苗族民众的实实在在生活内容，表达了民众真真切切的愿望和追求，因而具有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他们感兴趣的是具体、实在、生动的生活本身，歌谣以原生态的方式，表现了民间大众的喜、怒、哀、乐和现实有效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和生活准则，表现了民众对世俗生活内容的喜爱和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与追求。在表达上，不讳言、不矫饰、不造作，炽烈泼辣，亲切动情，洋溢着海南黎、苗族人民淳朴爽直的性情品格，呈现出的原汁原味的海南民族文化特征。例如下面这首琼中黎族歌谣《叫侬唱歌侬就唱》，用极直白的语言表达了爱情的追求，重情轻物，人品、感情至上，甜蜜而强烈：
叫侬唱歌侬就唱咧，
只要蜜糖甜透心，
千金万银侬不要，
只要情愿盖双层。
侬唱山歌不唱多咧，
只要一条表心意。
牛羊满寮侬不要，
只要情哥合侬意。
叫侬唱歌侬就唱咧，
只要歌声传四方。
风流懒汉侬不要，
只爱勤劳好阿哥。
从《叫侬唱歌侬就唱》等民族歌谣，我们可以体会到独特的真情诗意和由方言土语构筑而成的乡音诗韵，没有矫饰、没有雕琢，原生态存在着，意味深醇，让人叹为观止。李广田先生曾高度评价民歌，它们有所颂美，出自衷心，是诚人籁，亦属天籁，天籁自鸣，直抒己志，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自非文人学者之浮想肤辞所可比拟。古人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又说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正是这个道理。内在情感在海南民族歌谣中正是以真朴的形式存在着的，它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不加雕饰，自然天成，真切率直。
二、“真”、“纯”、“自然”、“本色”的美学形式
少数民族歌谣的特征：第一是群众性，第二是社会性。它体现在民族歌谣和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唱词的内容也非常地贴近生活。第三是即兴性。因为民族歌谣的这种即兴，它不是靠乐谱，它是口传的，它不是靠乐谱来规范的。第四是多样性，就是少数民族民歌的特点。反映在它表现的内容上，又反映在它本身的形式上，这两方面都是多样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民族歌谣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审美形式，人们似乎可以不必经过什么专门的艺术训练，便可以直观到它。然而，事实是你要想真正把握它，熟练自如地运用它，那却是非经过生活的熏陶不可。这种熏陶，是一种集体的、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文化和民族大众情感的熏陶。民族歌谣也和其他的民间艺术一样，经过千锤百炼，不仅能真切地传达出各族人民大众的心声，而且，它自身的结构、语言和韵律，就足于构成审美对象。因为，它凝聚着各族民间文艺创作者的真情和智慧，是一种积淀了深厚的历史生活内容和民族审美情感的、极有意味的美学形式。请看五指山黎族歌谣《看谁唱赢谁唱输》：
女：会，你就来！
笨，你就去！
我打灯笼又点火，
哥唱赢娶阿妹去，
妹欲赢牵哥屋牛。
男：会，你就来！
笨，你就去！
看谁唱赢谁唱输，
妹唱赢牵阿哥回，
哥愿去妹屋犁田园。
很大胆，很率真，可以从中悟出“真”和“纯”。民族歌谣作为有意味的美学形式，最贵重之处就在于“真”、“纯”、“自然”、“本色”。像《看谁唱赢谁唱输》这样抒写真感情、真性灵、自然率真、流利天成的海南五指山地区的民族歌谣，举不胜举，特色鲜明。中国人审美情感的核心是倡真诚，法自然。老子所谓“婴儿”，孟子所谓“赤子之心”，李贽所谓“童心”，其本质都是顺天应命，天人合一，去伪存真，任性自然。素朴、本色更容易激发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它们最适合民族性格，而且还是一种积淀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生活方式与艺术理想。它们排除了世俗功利，显赫权势，矫揉造作，忸怩作态。海南黎、苗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历来节奏缓慢，按部就班，四时有序，道法自然，但求温饱，不尚奢华。这种古朴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的外化形态同素朴本色的情感内涵相适应，二者取得了“对位和弦”般的共鸣。《庄子·马蹄》说：“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朴素。朴素而民性得矣。”正如此，有浓厚的原始性。而“最要紧的是质朴了，是纯洁了。最伟大辉煌的东西，从来都是质朴的人创造出来的。”[1]
特别是民族歌谣的语言，作为思维的表达形式，它是随着思维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作为思维的一种物质外壳，它又表现出一种相对的独立性。民族民间歌手在抒发自己感情的时候，创造了多种语言表达形式。而当一种语言形式被人们经常地、广泛地采用以后，这一形式便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成为似乎是抽象的形式；而语言形式一旦成为一种抽象的结构，它便获得了更广泛的表现能力。民族歌谣是口传文学，广泛使用民间口语短句，质朴自然。我国传统美学认为，“清水出芙蓉”，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也绝非易事。朴实之美，是一种淳美，看似平常，实则超绝。口语短句，朴实简洁，形象生动，说理透辟，切中要害，叙事简明通俗，无论是儿女情长，还是家长里短，都是来自他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富有生活气息。如琼中黎族歌谣《海水绿绿千万里》：
海水绿绿千万里，
溪水清清灌田地；
不听西方人鸟叫，
愿听 峒金鸡啼。
仿佛是自然而工，毫无雕饰之痕。它巧妙用比，语短而情长，寥寥几句就是一个画面，一种意境，情感密度相当大，具有意境美。贴近生活，贴近人心，贴近人情，读来朗朗上口，体验他们的语言表达倾向于简约、单纯、朴直，使人感到温馨。
再比如这首保亭黎族歌谣《吃哥槟榔领哥情》：
槟榔青青 青青，
吃哥槟榔领哥声。
槟榔如金 如宝，
吃哥槟榔领哥情。
一个槟榔破四瓣，
吃口槟榔心里念，
哥欲厚情与实意，
吃哥槟榔口口甜。
民族歌谣往往是要唱的，它特别注意音韵和节奏，具有一种悦耳动听的音乐美，构成这种音乐美的方法很多：谐音、双关、复语、重字、叠韵……等等，都能构成音律的和谐。而且，自然界的万紫千红，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还装点着民族歌谣语言的色彩，使之清新，透着田园的秀色，奇幻、多层次、复杂，具有迷人的色彩美。海南五指山地区的民族歌谣在这些方面，也毫不逊色。
民族歌谣是一种各族人民内在情感的喷薄。但是，情感毕竟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它是抽象的，这种内在抽象的东西不经过形象外化，就无法真切传达，让人感知。民族歌谣是按照比兴原则，通过特定的、可辨可识的形象作为媒介，把内在情感和形象联在一起，从而将无形的内在情感实现转化，外化为可以感知的审美对象。比兴是我国民歌传统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国风”中，它就十分活跃了。比兴手法在民族歌谣创作中的广泛运用，实际上是民歌作者的天才创造。它的作用在于化无形为有形，将难以言状的内在情感，诉之于具体生动的形象，形成许多清新美好的意境，从而调动听者各自的生活体验，产生无穷的联想，引起强烈的共鸣。
比就是打比方、比喻。汉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宋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用比，即是把两种或数种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取其某一共同点加以比较，构成形象，表达情感。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原本是自主、自在的。自从加入了人类社会，便成为属人的自然。随着人的社会生活实践范围的扩大，自然不仅作为人的物质生产资料而存在，也作为人的精神生产的对象物，步入了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民间歌手，生长在大地的怀抱里，他们具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生产经验，熟悉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种种事象。而且，由于生活的积累，这种观察常常特别细致，体验也格外深刻。这就使他们的艺术联想力具有深厚、坚实的基础。所以，民歌用比都相当准确。因为他“见得多”，故而“道得出”；“见得真”，也就能“比得切”。比如五指山黎族歌谣《五指山上藤咬藤》：
五指山上藤咬藤，
藤咬藤来根连根，
哥爱妹如藤咬藤，
妹爱哥如根连根。
比喻贴切，方能化无形为有形，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即使是在表现一般人都不易体味的、比较陌生的感受或情绪时，也能因比喻的形象和通俗，而让人心领神会。歌谣《五指山上藤咬藤》以五指山热带雨林特有的“藤咬藤”、“根连根”的自然生命形态作比拟，将黎族儿女爱的缠绵、爱的坚定、爱的长久、爱的致死不悔表达得无比形象动人，近乎一部伟大的爱情传奇。
应该说明的是，从表面上看，用比，似乎是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是此物与彼物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只是比喻的外部特征。比喻的实质，乃是情感与形象的关系：形象是喻体，情感是本体。比喻的成立，是以情感为轴心的。如果不是热恋中的情人，就不一定产生“哥是芭蕉叶、妹是芭蕉心”的比喻联想，更难以产生藤树之间“缠到死”、“死也缠”这种奇妙的借喻。
起兴，是歌手们以所见之景、所触之物、所历之事为触媒，引发思绪、抒发情怀的一种方法。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传》卷一中说：“兴者，起也。”宋朱熹《诗集传》卷一也认为，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如果说，“用比”是民歌的传统，那么，“起兴”则更是民歌的擅长。过去，不少大诗人很能汲取民歌用比的经验，但却很少有人能像民歌那样把兴的手法运用得那么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起兴句，是情感表现的前奏，它常常是歌者“触景生情”唱出的歌头，其作用在于“寓情于景”，“借景抒怀”。兴句开头所唱的事物，并不一定是歌咏的主要对象，它可以和下文的主体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起限制韵律的作用。但是，民歌中大多数的起兴句，都是与正文内容有联系的，而且常常和用比结合起来。民歌手们“触景生情”、“借景抒怀”、“托物寓意”的本领是惊人的。所以，每个起兴的方式几乎无法分类。如保亭黎族民歌《黄莺飞来相对影》：
男：黄莺飞来相对影，
眼看稻田未插秧；
情愿借问妹一句，
妹有哥人做田否？
女：黄莺飞来也正好，
妹有坵田只缺秧，
有田有牛有也用，
缺人犁田难顶当。
兴句“黄莺飞来相对影”，是“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眼前景”、“口头语”。他们或是“借景以引其情”，或是“托物以喻其意”，“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兴中有比，比兴互陈。这些“眼前景”、“口头语”，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都非常熟悉，非常亲切。因此，优秀的民歌虽是即兴唱来，不多事雕琢，而由于是“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也能很自然地融情入景，创造出一种自然浑成的清新意境，于平直处见出奇巧，于浅显中含着深意。听起来让人大有“情来、兴来、神来”之感。
海南五指山地区的民族歌谣，是生长在五指山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的黎、苗族人民朴实纯真感情的艺术传达。它们不刻意雕琢，俨然明末李笠翁所讲的“全去粉饰露天真”，呈现出质朴无华的自然本色，的确是海南少数民族思想艺术宝库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民间文艺，实在具有许多优秀的艺术品质。这是使它能够长久地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2]我想，朴素自然的本色之美，正是海南五指山地区民族歌谣的一种优秀的艺术品质，它给人以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美感，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张炜.童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2]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杨 兹 举：（1966-）男，海南琼州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