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 | 王学振：论抗战小说的战场书写

2025年08月04日 19:15  天津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  点击：840  我有话说(0人参与)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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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论抗战小说的战场书写

王学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战场在抗战中的关键性作用决定其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书写正面战场的抗战小说有《南京》《虎贲万岁》《冶炼》等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一方面表现战斗的激烈，歌颂底层官兵的英勇，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黑暗，批判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失误，揭示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书写敌后战场的抗战小说大体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民众抗战三大板块。不同于正面战场小说的歌颂与暴露并重，敌后战场小说侧重于歌颂，歌颂人民英雄在敌后抗战中取得的丰功伟绩、表现出的优秀品质以及军民的亲密合作，特别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抗战文学中的战场小说，记录了中国军民在正面、敌后两大战场中的浴血奋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也进行了艺术上的多方面尝试，报告体小说的创造、抗日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出现、诗化战争小说的成熟是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优秀之作则成为足以显示抗战文学艺术成就的典型标本。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卷本《中国抗战文学史》”(项目号:21AZW018)。

“民族斗争最积极的一面，是在前线。最光荣的一面，是在将士的血肉战争。”(1)抗日战争的胜利，直接取决于前线的战场。战场在抗战中的关键性作用决定其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也理应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抗战文学中的战场文学实际状况到底如何，却是一个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关乎我们对抗战历史和抗战文学的深入认识。本文拟以抗战时期的小说为中心，对战场书写进行全面考察。

一、对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的理性审视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重要战场，两个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2)。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重要性下降，但也不是无足轻重。抗战小说对正面战场进行了理性的审视。

卢沟桥事变发生仅仅几天，江羽就迅速完成了短篇小说《白刃战》(3),表现卢沟桥中国守军用大刀应对日军挑衅的英勇行为，开启了小说表现正面战场的先河。丘东平等作家在全面抗战初期创作了一些书写正面战场的小说，包括短篇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丘东平)、《刘粹刚之死》(萧乾)、《0404号机》(陶雄)、《差船》(吴组缃)和中篇小说《给予者》(集体创作，丘东平执笔)等。进入全面抗战中后期，尽管正面战场的作用弱化，仍产生了书写正面战场的长篇小说《南京》(阿垅)、《虎贲万岁》《大江东去》(张恨水)、《冶炼》(于逢)、《南怀花》(碧野)(4)和《萧连长》(吴奚如)、《友军的营长》(丘东平)、《黄教头》(易巩)、《银空三骑士》(龚雄)、《眷念土地的人》(王西彦)、《战斗线外》《何二扁担》《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魏伯)等值得称道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歌颂与暴露并重，一方面表现战斗的激烈，歌颂底层官兵的英勇，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黑暗，批判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失误，揭示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正面战场展开了22次会战，双方动辄出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鏖战数十日甚至数月之久，战斗异常激烈。抗战小说对此有所表现。如《萧连长》写出击的官兵遭受重创：“忽然，敌人朝跃进的目标，用掷弹筒投射小型炮弹了!那声音像打雷，山谷被它震撼着，森林被它扯裂着。那如雷的轰隆之声响处，一阵阵浓黑的烟云和尘土，卷着弟兄们骨肉底残片，成火柱形冲向天空!”“萧连长底警告还没说完，一颗子弹飞过来，正正地打在那个弟兄底鼻梁上，一刹那那弟兄底身子因回力作用，——他底身子要冲向前，而子弹却要推他向后——在空中摇晃了一下，就仰面倒下去了!他的脸被血液染污，他底右脚踵还在地上抽筋似的蹬擦着，把草根也磨光了一块!”(5)《冶炼》写敌炮兵轰炸中国军队阵地：“炮口的火光闪烁着。每当一闪过后，随即出现了尖啸，在空中划着弧线，近了，在第三排所防守的猫儿冈和二四五高地那边轰然响起来。开花弹在空中爆炸，喷出一簇簇的白烟，作着有力的回旋。突然，炮弹转向子田坳这边来了。它们好像一簇簇的鬼魂在空中惨叫，炸裂着地面，或者在头上爆开，碎片嘶嘶地从耳边飞过，青色的明朗的天空给震碎了又愈合起来，一次又一次，越过越污浊，充满了硝烟和尘埃气味。空气像丝绸一样在撕裂，抖动。”(6)《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表现中国军队与日军下原弥熊师团的苦斗，两军的距离只有五六十公尺，彼此可以听见对方说话，挖战壕时掘出的土竟然扔到了对方身上。战壕前面的山坡上遗留着“几十条枪和几十具死尸”,死尸在溃烂，战壕里满是尸臭，可是一出战壕就会毙命，双方都不敢出去掩埋；枪是官兵的命，那些枪“在阳光下一把比一把亮，一把比一把惹人心爱”(7),几个战士忍不住去取，结果被敌人的机关枪撂倒。在《虎贲万岁》中，五十七师面对数倍于己之敌，坚守常德城，敌人以炮兵、空军的强大火力摧毁其防御工事和城垣，轰炸、燃烧民房，施放毒气，再辅以步兵的密集冲锋，五十七师官兵不少被炸死、活埋于倒塌的工事、民房中，幸存者以机枪、手榴弹和肉搏遏制敌人的冲锋，弹药将要用尽时更是只能展开白刃战，从师长到参谋、副官，再到勤务兵、传令兵、通信兵、工兵、运输兵、辎重兵、火夫等各种非战斗人员，都投入战斗中，突围到沅江对岸时清点人数，八千将士仅存八十三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实力悬殊，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迎战强敌，牺牲尤为惨烈，底层官兵发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谱写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剧。这是抗战小说重点表现的一个方面。《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第四连官兵眼看第一线阵地被敌人突破，没有得到命令就主动出击，改变了纷乱局面；与突然转移的营部失去联系后，聚合友军溃散的兄弟，勇敢地迎战遭遇的日军，歼敌近一个营；在疲困、饥饿到极点的情况下，又“奋勇地再干一次”,有力支援了正与日军作战的三十六团。《战斗线外》中，伤兵曹国标被遗弃在战场，虽然心里懊丧怨恨，仍然挣扎着击毙一名日本骑兵。《何二扁担》中，连长何二扁担作战异常勇敢，负伤、中毒都不下火线，屡立奇功。《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中，战士雷大有不愿做预备队，更愿意直接上火线，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夺下敌人的机关枪，为打退敌人进攻创造了条件。《给予者》中，下级军官黄伯祥在战斗中左颈被击穿，刚刚恢复就精神抖擞地重返战场，为了战斗的胜利，他下令炮兵击毁了自己家开设的铺子，父母、妻子均葬身于废墟之中，在目睹多年不见的女儿被炸伤而痛苦地死去之后，他又踏上新的征途。《银空三骑士》中，三位飞行员奉命轰炸敌航空母舰长门号，为了增加炸弹的威力，他们以各自的座机猛撞敌舰，与长门号同归于尽。《南京》作为长篇叙事作品，用大量的笔墨表现底层官兵的英勇牺牲：在市中心的五台山，军校学生用高射炮守卫水塔，用生命换来了日本飞机的坠毁；在汤水镇，一个连迎战日军十一辆坦克和数倍于己的步兵，排长段龙飞以肉身与坦克相搏，全连伤亡殆尽；在淳化镇，“敌人的飞机如同黄昏的蝙蝠一样多，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炮兵猛烈而密集地射击，王耀武部“冒着铁片的暴雨和炸弹的飓风，潮水一样在阵地上和敌人来往冲杀，一个浪头前进，一个浪头退却，又一个浪头前进”(8);在光华门，城墙被轰破一个缺口，敌人的坦克开了进来，两个战士身缚十多个手榴弹冲向敌坦克，奉命堵缺口的官兵掮着沉重的沙包在枪林弹雨中穿行，“有的人倒在半路上，有的连人带包一起填在缺口上”,“一连人又一连人，渐渐的用血肉把缺口填塞起来”(9);在雨花台和中华门，士兵们拉下手榴弹的拉火绳，与敌人同归于尽……《虎贲万岁》依据战史，记录官兵们的英雄壮举，有名有姓者达数十人之多。

正面战场的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遏制了其侵略势头，为相持阶段的来临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而言，中国在正面战场遭受了重大损失，丧师数百万，失地数千里，这些重大损失有些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导致的，有些却是由国民党军队固有的腐败和战略战术的失误造成的，本身是可以避免的。一些作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难能可贵地在其作品中进行了揭露、反思和批判。《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将下层官兵的忠勇和高层指挥的无方做了鲜明对比，“我们构筑的阵地，我们自己守着”被用作小说的副标题，有着丰富的含义：一是显示官兵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他们知道死亡不可避免，但并不畏惧、退缩；一是批评指挥的失误，第四连所在的部队“常常接受了一个新的奇特的任务，这新的奇特的任务又常常中途从它的手里抛开，换上了更新，更奇特的”,“为了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的奇特的任务，他们已经屡次把构筑完竣的漂亮的工事完全抛掉”(10)。第四连屡立战功，却被他们援助过的三十六团缴械，连长林青史也因所谓的违反军令而被营长枪决。《战斗线外》中的伤兵曹国标，其勇敢一点也不逊于同伴们，在历次战斗中表现良好，但在大军退却时因为行动不便而被遗弃，国民党军队的薄情寡义可见一斑。《萧连长》中的萧连长因上司误报信息而遭遇厄运，可谓荒唐。当前进阵地被日军攻占、形势危急之时，萧连长来不及向营长请示，立即组织反攻，他亲自带领一个排，以惨烈的牺牲为代价夺回了前进阵地。营长没有得到萧连长的请示，误以为他“临阵逃脱”,这一信息在逐级上报的过程中演变，到了师长给上峰的电话里，萧连长不仅是“临阵逃脱”,而且是已经被抓回来枪毙了。尽管前进阵地收复后真相大白，萧连长却再不能容身于军中了，师长强调自己不能“谎报”的“苦衷”,指令“根据已经向上面呈报在案的事实”枪毙萧连长，让他“成功”又“成仁”。《友军的营长》对国民党军队无情军纪的“专横暴戾”和忽视战略战术的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个营遭遇强敌，面临全营覆灭的危险，营长当机立断组织突围，带出了两个连以上的兄弟，但他最终却被上司以“守土失责”的罪名枪毙了。小说沉痛地指出：“生是犯罪的，只有死才得到鼓励和褒奖，这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定律，整个军队的生命都依靠着他，正像天主教徒的灵魂依靠着天主，而且有了这个，就用不着什么战略战术，军纪——以无数‘死’字拼成的连坐法，这就是战略战术。一切都是趋向着死亡。”(11)《冶炼》表现军队“在困厄中冶炼自己，开辟前路，成为抗战中最有力的一环”(12),也对军中的一些负面现象进行了揭露：班长焦洪在猪母山掩护全连退却而与所在部队失去联系，费尽几个月的周折找到原部队，营长却因他曾拒绝给自己挑行李而诬陷他“临阵逃脱，扔掉武器”,又是关禁闭，又是打军棍；第六连连长郭俊与营长关系较为疏远，营长因而将第六连安排在最前哨，日军进攻时营长带着营部和其它几个连队仓皇逃遁，将第六连遗弃在战场，第六连坚守很久，一直联系不上营部，只得转移，战斗结束后营长却以擅自行动的罪名追究郭俊的责任；焦洪带着六名弟兄在凤石山苦战，打死几十个日本兵，但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却成为排长晋升的阶梯，失去了一条腿的焦洪反而成为伤兵医院最不受欢迎的人。《差船》暴露了军队后勤工作的弊端。运送伤兵的“差船”在长江上行进缓慢，伤兵十多天换不了药。原来是因为押船的副官到了码头就要上岸花天酒地，他还把伤兵作为勒索地方的筹码，每到一地都要索取“给养”,若不给就赖着不走。

尤其是作为长篇小说的《南京》,深刻反思南京保卫战失败的原因，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固有的一些顽疾。首先，军事长官颟顸无能和指挥失误。唐生智受命守卫南京时志得意满，徒作坚守六个月、与南京共存亡的大言壮语，却并无牺牲的决心和支撑危局的将才，他没有在南京外围广阔的空间主动出击牵制敌人而是在南京近郊被动防御，近郊的外线防守失利后轻易放弃，将十多万大军全部撤到城内，企图采用固守城池的“太平天国的打法”,但他又没有太平天国固守到底的勇气，临阵决策时发生“迟疑和动摇”,下令撤退时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撤退计划，导致军民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其次，军事工程管理混乱无效。国民党军队曾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上海和南京之间修筑吴福线、锡澄线两道国防线和众多的国防工事，但在南京保卫战中国防线没有发挥威力就落入敌手，国防工事也因为图表和钥匙的丢失而失去作用。再次，军队缺乏整训。守卫南京的大多是才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疲惫之师，因减员严重补充了不少新兵。这些新兵都是“惯用锄头、铁耙之类的简单工具”的农民，仅仅完成了操场教练，没有经过射击教练、战斗教练和土工作业就匆忙上了前线，特别缺乏战斗经验，“不是刺猬一样蜷缩在壕沟里，就是看庙会一样暴露在阵地上”(13)。成群的新兵被区区十二三个敌人追赶得潮水一般向后退，阵地差点被这些新兵自己突破。

《南京》还详细描绘了失败后的惨状，展示战略战术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是撤退时道路的拥塞。当撤退命令下达时，人流向长江边蜂拥而去，道路水泄不通，“人像一片落叶浮在波浪里，只有让波浪推动着，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和主意”,“人群像一个石榴，拥挤紧塞，没有一点空隙，肌肉彼此挤压着”(14)。挹江门的三个城门只开了半个，守卫城门的部队并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拒绝让人们通过，他们向溃乱的人群射击，那半个开着的城门被死人和半活的人填塞起来，变成一个小孔。轻战车开足马力向前冲，“把前面的人波浪一样冲开，把一些人压倒，在人身上轧过去，履带被染红，糜烂的血肉像雨后的泥浆一样飞溅”(15)。二是渡江的困难。在长江边，人们争夺着稀少的船只，落水者“头露出水面漂浮着，不久就不见了，只留下来一个淡淡的圆涡”;趸船挤满了人，还有人不断地向上攀援，导致无法开动；有人用木头和绳索扎成木排，人们又向木排涌去，“先上去的阻止后来的，后来的要把先上去的拉下来”,“木排半沉半浮的在水中旋转、倾侧，有的人被翻下水去，激起水花，有人向木排开枪”;有人试图用木板、门板、桌子和各种木器渡江，“在波浪中满江漂流，人在上面就像一张落叶上的水珠，摇摇欲坠，有的落水，有的惊叫，有的半身浸在水里冻僵了”;还有人“以横渡长江的决心和雄姿在游泳”(16)。三是中国军民遭受日军的大屠杀。南京沦陷后，日军制造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屠杀的结果是南京城里城外“到处是死人”,“有军人，有非军人，有烧死的，有杀死的，有奸死的，有腐烂的，有给狗咬吃了一只手的”(17)。

二、对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的热烈歌颂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即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敌后战场的重要性日渐上升，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战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些作家有着敌后战场的经历和体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支持下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比较了解，他们用小说的形式真切、自然地书写敌后战场，创作了不少的佳作。国统区、沦陷区的少量作家也参与了对敌后战场的书写，他们主要表现的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自发进行的游击战争。

根据表现对象和产生区域的不同，书写敌后战场的抗战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书写华北、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民兵、人民群众在华北、西北敌后战场抗战的战场小说，这是敌后战场小说的主体部分。在全面抗战初期、中期，这一板块就产生了大量的战场小说，代表性作家有杨朔、刘白羽、柯岗、卞之琳、艾青、柳青、周而复、吴伯箫、王林、马加、雷加、峻青、胡正、师田手等，代表性作品有杨朔《月黑夜》《大旗》《霜天》、刘白羽《龙烟村纪事》、卞之琳《进城，出城》《石门阵》、艾青《俘虏》、吴伯箫《化装》、柯岗《换头记》、马加《通讯员孙林》(即《过梁》)、雷加《一支三八式》、王林《五月之夜》、峻青《马石山上》、胡正《碑》、师田手《大风雪里》、崔璇《周大娘》、周而复《麦收的季节》、柳青《地雷》等。抗战胜利前夕，这一板块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一是继承民间文艺传统的抗日英雄传奇小说异军突起，柯蓝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后更名《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相继发表，马烽、西戎合著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也开始在《晋绥大众报》连载；二是孙犁的诗化战争小说走向成熟，其白洋淀小说系列的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先后刊载于《解放日报》。

第二个板块是书写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的战场小说。以前对这一板块的战场小说是忽视的，一般认为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华中地区“由于斗争较别的解放区更为激烈，小说创作较少”(18)。但我们若是认真检视当时的出版物，仍可发现华中地区也有为数不少的小说，这些作品大多以新四军为表现对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华中敌后战场的抗日活动。短篇小说有石言《子弹》、吴蓟《最后的一个手榴弹》、赖少其《绝壁上》《站铁笼的第一天》、朱微明《抢枪》《女犯》、张亚冰《十三个》、薛桦《平小鬼》《破击大队》、尤明《爱马的人》《小号兵》、任干《人和枪》、秦信《没有皮带的枪》、陈允豪《小鬼李新的故事》、骆基《卖唱者》、舒漫《离家》、杨非《十五岁的“和平军”》、钱江《夜忏》、林果《回家》、春华《重机枪》以及周行和任浩合著的《徐金诚和他的小马枪》等。尤其难得的是，被誉为“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主将”和“早期马华新文学的开拓者”(19)的马宁加入了新四军，他1940年底疏散到桂林后创作并出版了一部书写新四军的长篇小说《无名英雄传》(后来又以《顽固份子》《扬子江摇篮曲》为书名再版)。这部小说成功塑造了新四军战士“大刀会”的形象，再现了新四军的多姿风貌，充满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民间趣味，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正如杨义所言，“若不是该书遭到一禁再禁的命运，是可以载入读者的口碑的”(20)。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开拓者丘东平也加入了新四军，并为民族解放洒尽了热血，他也留下了一些关于新四军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茅山下》虽是未竟之作，却显示出“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部奇绝之作”(21)的迹象。

第三个板块是书写沦陷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之下自发进行敌后抗战的战场小说。中华儿女是有血性的，日寇的暴行激起他们的敌忾之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一部分人自发走上了敌后抗战之路。程造之的《地下》、谷斯范的《新水浒》、于逢和易巩合著的《伙伴们》、田涛的《地层》(再版时更名为《焰》)、艾芜的《山野》等长篇小说，以及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青苗的《特鲁木旗的夜》等中短篇小说，主要表现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之下在敌后的自发抗战。

与正面战场小说的歌颂与暴露并重不同，敌后战场小说侧重于歌颂，歌颂人民英雄在敌后抗战中取得的丰功伟绩、表现出的优秀品质以及军民的亲密合作，特别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

在敌后战场，诞生了千千万万的人民英雄。书写敌后战场的小说热情歌颂了这些人民英雄抗击日伪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的赤胆忠心、机智勇敢等高贵品格。《抗日英雄洋铁桶》中，“洋铁桶”吴贵在八路军指导下，带领民兵打鬼子，创造了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钻地道潜入城里，用手榴弹、地雷炸死鬼子兵；调虎离山，打下敌人的碉堡，打开仓库背走粮食；实施攻心战，争取大批伪军反正；将计就计，利用敌特假传消息，给敌人沉重的打击。《李勇大摆地雷阵》中，庄户人出身的李勇参加抗战后学了一手埋雷的好技术，带着爆破组，创造性地摆起各种地雷阵，敌人几乎寸步难行。《吕梁英雄传》中，康家寨沦陷后，抗日积极分子发展“暗民兵”,由弱变强，不仅反掉了村里的维持会，还“挤”走了附近据点里的日伪军。《一支三八式》中，八路军战士曹清林主动单身前去寻找牺牲战友遗落的三八式步枪，用找到的枪打击敌人，掩护了兄弟连队的转移，自己却被敌人的机枪射中。《通讯员孙林》中，八路军通讯员孙林不顾个人安危，连夜翻越六七月也会冻死人的甸子梁，冻掉了一只耳朵，部队却因他及时传达命令而打了一个大胜仗。《鸡毛信》中，放羊娃把要送交八路军的紧急信件藏在绵羊尾巴下，赶着羊群出发，途中遭遇敌军，半夜逃跑不成，就将敌军带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八路军根据信中的情报，拔掉了守备空虚的敌军炮楼。《五月之夜》中，因残废而退伍的八路军荣誉军人辛大刚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东奔西走寻找组织，一天夜里巧遇处在险境中的几百名八路军伤兵，他以伤残之身冒险涉水渡过滹沱河，探听到敌人的虚实，组织群众帮助伤兵连夜成功过河。《子弹》中，新四军战士冯刚独力应对偷袭的日军，虽负伤流血，仍勉力支撑，终于等来了同志们的支援。《最后的一个手榴弹》中，新四军排长贾馥卿掩护战友撤退，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用最后的一个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换头记》中，武工队悄悄入城，割了作恶多端的伪警备队队长的头，挂在西关白杨树上示众。《进城，出城》中，尽管警戒森严，游击队员却进城、出城来去自如，带走守城“皇军”的机关枪。《石门阵》中，八路军带领村民坚壁清野，摆起“石门阵”,敌人徒唤奈何。《俘虏》中，农夫智擒日本兵，用口袋装着送到八路军驻地。《化装》中，群众识破化装冒充八路军的日伪军，用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他们。

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一个个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军民关系融洽，人民军队服务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给予人民军队最大的支持。抗战小说充分表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马石山上》再现八路军某部十勇士牺牲生命、解救群众的壮举。日伪军以优势兵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将数千名群众合围到马石山，八路军某部一个班十名战士组织群众突围，战士们本已成功突围，看到一部分群众还在包围圈中，又反身杀进重围，全部壮烈牺牲。《麦收的季节》表现八路军战士帮助老百姓抢收劳动果实。为防止鬼子“扫荡”抢麦子，八路军战士分散到各个农家，帮助农民拔麦子；当敌人偷袭村庄抢麦子、烧麦地时，又是八路军战士打跑了敌人，保卫了麦收果实。《月黑夜》《周大娘》等作品则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支持。《月黑夜》中，八路军一小队轻骑兵执行任务，村长庆爷爷热情地接待队伍，用小船帮助他们偷渡涨水的滏阳河，自己却因此惨遭敌人杀害。《周大娘》中，妇救会主任周大娘送自己唯一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一次战斗之后，她特意来到作为战场的麦地，看看有无掉队的八路军伤兵，果真在日本骑兵的包围中救出一位伤兵。她将伤兵救到自己家里，敌人几次过来搜查。当敌人又要进屋时，周大娘将伤兵拉到了墙角的水桶边，放火点燃了自己的房子，墙里墙外的火阻止了敌人的进入，却烧掉周大娘的房屋和多年积攒的一点家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2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汇聚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抗战才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华民族才能以弱胜强，取得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抗战小说形象地演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如《大旗》表现共产党人领导的冀东暴动和人民群众在暴动中的觉醒。小说中殷老大是个老实的农民，家里几亩地给日本人占去修公路也无可奈何，在笔贩子、学堂先生两位革命者的引导下，参加了村里抗日的便衣队，后来和其他便衣队员一起汇集到抗日的大旗下。《龙烟村纪事》《无名英雄传》等作品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的抗日军人是如何炼成的。《龙烟村纪事》中，昔日的庄稼人杨发新从服役的“杂”军逃回家，发誓再也不到队伍里去了。可是家乡抗日政府发动的子弟兵运动的热潮感染了他，他逐渐摆脱了旧军队给他的羁绊，清除了在旧军队沾染的恶习，抵制了汉奸的威胁，最终加入了人民子弟兵的行列。《无名英雄传》中，曾经参加过封建迷信组织、绰号“大刀会”的农民加入了新四军，在集体生活的冶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逐步改正迷信神符、轻视学习等缺点，成长为一位能文能武、坚贞可靠的模范战士。《地雷》展示了老一代农民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抛弃传统重负、走上支持抗战道路的复杂心路历程。李树元是个本分的老农，“他所看见的世界，他所关心的世界很小，这个世界便是他的家”。可是战争使他的眼界逐步开阔了，被敌人烧了房子，他难过，难过后认识到“土地房产不值钱，人的生命才是天下至宝”。两个儿子金宝、银宝给八路军抬地雷到火线，他仿佛失掉了灵魂似的，给关公许愿挂五尺红绫的大匾。没想到银宝竟然在火线上参加了八路军，老人急着去找村长理论，要村长发公文追回银宝。但是村里人都称赞银宝是抗日的英雄，村长拿出登载银宝英雄事迹的报纸，告知县政府正讨论怎样奖赏时，老人流下了眼泪，心想：“我老了，快入土的人了，啊，这世道还要把我改变一下哩……”(23)问世于抗战胜利前夕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比较典型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小说介绍故事发生背景的开场白就对晋绥军的“逃之夭夭”和八路军的坚持抗战进行了鲜明对比，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正确性：“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新政权领导下，许多热血男儿都参加了民兵，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搞起变工爆炸、劳武结合，打的敌人招前顾后，腹背受敌，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尤其自从执行了毛主席‘挤敌人’的办法以来，军民创造了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战法，粉碎了敌人的‘蚕食政策’、‘怀柔政策’、‘三光政策’、‘强化治安’,挤的敌人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狼狈不堪，步步后退，把晋绥解放区保卫的铜墙铁壁一般。”(24)后文故事情节的展开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正确领导。小说主要人物之一武得民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化身，他受上级派遣来到康家寨，给雷石柱等抗日积极分子指明了在日伪环境下组织“暗民兵”反维持、“挤敌人”的正确道路，并以货郎的身份为掩护，利用卖货之机发动群众。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康家寨的民兵组织才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每当遇到危险时，他都能够挺身而出；每当民兵们束手无策时，他都能够给予适时的指导……可以说，没有武得民，就没有雷石柱、孟二愣这些民兵英雄的成长，就没有康家寨、汉家山抗日斗争胜利的取得。正是通过武得民这个人物的塑造，小说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进行了形象的说明，武得民在故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具体而微。

三、战场小说的历史文献与艺术价值

抗战文学中的战场小说，记录了中国军民在正面、敌后两大战场中的浴血奋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也进行了艺术上的多方面尝试，报告体小说的创造、抗日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出现、诗化战争小说的成熟是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优秀之作则是足以显示抗战文学艺术价值的典型标本。

书写正面战场的抗战小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涉及的会战、战役而言，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给予者》、龚雄《银空三骑士》,书写的是淞沪会战；碧野《南怀花》、魏伯《战斗线外》《何二扁担》《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描摹的是太原会战；阿垅《南京》、张恨水《大江东去》,再现的是南京保卫战；张恨水《虎贲万岁》聚焦于常德会战；于逢《冶炼》写了广增线的溃败、在南崐山一带的休整、反攻广州的出击以及与日军的对峙、被日军进攻时的流血牺牲，主要表现的是广州战役和粤北会战；王西彦《眷念土地的人》讲述从家乡逃出的农民杨老二，成为北运河一个汽车渡口的船夫队长，日夜不息地为中央军摆渡弹药和食粮，当大军退却时又被强拉为挑运行李的伕子，从侧面反映了徐州会战的一些情况。

从涉及的军种而言，大部分作品书写了陆军的抗战，但萧乾《刘粹刚之死》、陶雄《0404号机》、龚雄《银空三骑士》等作品则殊为难得地写到了空军。这些作品表现对象明确，在历史文献价值方面是很突出的。长篇小说《南京》和《虎贲万岁》的写作，以再现、反思历史为目的，分别绘制了南京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的巨幅战争画卷，对于认识南京保卫战和常德保卫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自不待言。即便是虚构性比较强的作品，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如中篇小说《银空三骑士》写空军三位勇士用炸弹命中敌航空母舰长门号，又牺牲自己的生命，用座机猛撞敌舰，将其击沉，是于史无据的。长门号建成于1920年，是当时世界最大、最强的战舰，“二战”时仍是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淞沪会战时曾开赴中国作战，但并未被击沉，其于“二战”结束后被美军接收，1946年才在美国的核试验中沉没。然而，击沉长门号的虚构也是基于战史的合理想象：淞沪会战时，中国空军、海军曾多次袭击、重创日军另一艘主力舰出云号，空军军官沈崇诲、陈怀民都有驾驶座机猛撞敌舰、敌机的英雄壮举。《银空三骑士》的构思应该是受到这些史实的启发，就表现中国空军的牺牲精神而言是真实的。

同样的，书写敌后战场的抗战小说，其人物不少有原型，故事不少有依据，即使是虚构，也是基于生活真实的综合、加工、想象，就认识抗战历史而言，其价值丝毫不逊于书写正面战场的抗战小说。如新四军政治部真有一位绰号“大刀会”的马夫，马宁和“大刀会”比较熟悉，曾把他的故事讲给史沫特莱听，史沫特莱很感兴趣，给“大刀会”拍了照片，并将照片和“大刀会”的故事发表于美国《大陆报》(25)。马宁正是以这位马夫为原型来写作《无名英雄传》,表现新四军的生活及其对人的锻炼、改造的。峻青的《马石山上》依据的是1942年胶东反“扫荡”斗争中的真人真事，想象的成分主要是“战士们的姓名、性格以及许多具体的细节”,“因为这十位英雄们全部壮烈地牺牲了，所以许多无从查考的地方就不得不加以想象”(26)。《吕梁英雄传》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真事，当时晋绥边区刚刚召开过第四届群英大会，几百个同日伪进行英勇斗争的民兵英雄在会上受到表彰，《晋绥大众报》准备对他们进行宣传报道，但是报纸有限的篇幅无法容纳他们众多的英雄事迹，编委会只得决定由马烽和西戎对材料进行选择、加工，编成故事在该报连载，后来成为红色经典。

书写正面战场的抗战小说，具有纪实性强的显著特点，创造了报告体小说这一种报告与小说相结合的新文体。阿垅在《南京》的“后记”中说：“书里有真实的故事，有从别处移植过来的、真实的故事，有部分真实的故事。这很像报告。”“但是，书中也有虚构的故事。尤其由于材料搜集的困难，真实的故事往往是一个轮廓，仅仅是一个轮廓，不得不由我给以颜色，给以血肉，给以构想。这又很像小说。”(27)阿垅曾经服役的第八十八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中央军校时的一些同学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他对南京保卫战有相当的了解，《南京》对战役经过(包括战略的制定、工事的构筑、外围的决战、复廓阵地的反复争夺、撤退的混乱以及南京失陷后的大屠杀)和一些战斗场面的书写是真实的，小说第七章甚至加上了“本章献给为自由解放事业战死的同学黄德美和同志巩克有、王洪钧”的副标题，对几位烈士英雄事迹的表现也是有依据的。但是阿垅毕竟没有亲身参加南京保卫战，他了解的只是战役的轮廓，他对战役的表现必然又有移植、想象与虚构，如小说尾声邓龙光部成功突围并克复芜湖，就与历史事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明显带有想象的成分。张恨水是受五十七师两位幸存者的委托而写作《虎贲万岁》的，其目的是“要把他们五十七师的血渍，多流传一些到民间”(28)。作为一种有目的订制的写作(29),《虎贲万岁》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乃至一些细节，都有事实依据，是真实可考的。据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所说，除了涉及罗曼史的几个人物的姓名是作者编造的以外，“其余却是自师长到火夫，人是真人，事是真事，时间是真时间，地点是真地点”(30)。关于战事经过，作者根据的是油印品《五十七师作战概要》和报纸记载、私人笔记；关于每位成仁英雄的故事，作者根据的是《五十七师将士特殊忠勇事迹》。委托张恨水写作的两位幸存者经常到张恨水家里聊天，给张恨水详细讲解当时的情景，其中一位还“口讲指画”,亲自表演作战的姿势，“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全给说出来”(31),他们甚至纠正了书中一些细节的错误，如天亮了不该再问口令，太阳山一带松树成林，其风景不能写成冬天的萧条等。当然，作为小说，《虎贲万岁》在具有很强纪实性的同时，不能没有丝毫的虚构，它与《南京》同属报告体小说。书写正面战场的小说多为报告体，正是因为报告体小说兼具报告和小说的特征，人们经常混淆丘东平、阿垅一些作品的文体，有人视为小说，有人却视为报告。

书写敌后战场的抗战小说，则创造了抗日新英雄传奇小说和诗化战争小说。

英雄传奇小说脱胎于民间说唱艺人的“说本”,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明清以来在民间有着很大的影响，“说岳”“说唐”以及杨家将故事等几乎家喻户晓。抗日新英雄传奇小说是继承民间文艺传统的产物，在人民大众中间流传很广，如柯蓝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就“曾先后以7个版本在解放区印行”(32)。抗日新英雄传奇小说具有如下特点：(1)故事化。这类作品一般不太注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而是着重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往往故事套故事，连贯而曲折。如《吕梁英雄传》讲述康家寨民兵抗击日伪保卫家园的故事，包含了一系列的小故事：八路军主力转移以后，日军洗劫康家寨，恶霸地主康锡雪(外号“桦林霸”)、汉奸康顺风勾结日伪，成立维持会，鱼肉乡里，为虎作伥；上级派来武工队员武得民，康家寨的抗日积极分子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楞等在他的领导下组织民兵队，展开反对维持会、铲除汉奸、打击日伪的斗争；民兵队巧设计谋，伏击抢亲的“地头蛇”;以假当真，处死敌人的谍报员；打死胡作非为的日本兵，推翻维持会；组织五百群众连夜砍伐桦树林，破坏日军采伐树木修筑铁路的图谋；摆起地雷阵，保护村民春耕；发展“暗民兵”,解救被敌人俘获的康明理、孟二楞等人；枪毙“桦林霸”,打破敌人的秋季“大扫荡”;争取伪军反正，动员汉家山日军据点附近的群众搬家，断绝日军的水源和供应，挖地道炸飞伪军的碉堡，收复汉家山。(2)传奇化。这类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其能力不凡，举动惊人，具有很强的传奇性。如《抗日英雄洋铁桶》中的“洋铁桶”吴贵枪法高强，计谋出众，同日伪军进行斗争，几乎是无往而不胜。《李勇大摆地雷阵》中的李勇，凭借自己的“积极、勇敢、心眼灵”,学了一手埋雷的好技术，“能够在平光水滑的打麦场上，把地雷埋得无踪无影，好爆炸手也找不出来”。他带领民兵摆起地雷阵，敌人无处落脚，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炸，在庄稼地里窜庄稼地里也炸。李勇还提出“大枪和地雷结合”的战术思想，迫使敌人进入地雷阵，做到“敌到雷到”“敌不到叫敌到”“敌未到雷先到”,充分发挥地雷阵的威力打击敌人(33)。(3)通俗化。抗日新英雄传奇小说以通俗化为追求，大多采用章回体的形式，使用朴素生动的民间语汇，有的作品(如《李勇大摆地雷阵》)还穿插快板、歌谣等浅显的韵文，易读、易懂、易记、易讲。抗战胜利之后，抗日新英雄传奇小说又结出了《新儿女英雄传》这一硕果，对此后“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至1944年间，孙犁先后创作了《一天的工作》《邢兰》《战士》《芦苇》《女人们》《走出以后》《琴和箫》《丈夫》《老胡的事》《黄敏儿》《第一个洞》《山里的春天》等短篇小说，展现在抗战烽火中涌现的时代新人的精神风貌，初步形成平淡而新鲜、简朴而隽永、轻柔而刚强的诗体小说风格。但真正显示孙犁诗化战争小说成熟并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是他的白洋淀小说系列。其中，《荷花淀》讲述白洋淀一群青年妇女支持丈夫参军打鬼子、经历战火后也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故事。《芦花荡》写的是一位老船夫引诱一群鬼子进入他在白洋淀水底布下的钩子阵，将其全部歼灭的故事。两篇小说都写得充满诗的意境和情调。故事发生的背景白洋淀风光如画，作家主体情感的投入更是让它成为“诗景”。《荷花淀》里月光下的芦苇和淀水构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如雪似云，荷叶、荷花生长得如此旺盛，仿佛也是为了参加战斗：“那一望无边挤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34)《芦花荡》中的大苇塘无论昼夜，都像诗一般美：夜晚，苇塘上空的星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苇塘里水鸟在飞动和唱歌，苇子狠狠地往上钻，给抗日队伍运送人员和物品的小船像一片苇叶，趁着夜色来去如飞；白天，水像镜子一样平、蓝天一般清，“拉长的水草在水底轻轻地浮动”,鲜嫩的芦花迎风飘洒，如“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35)。在“诗景”中生活、战斗的，是“战火硝烟里坚毅而美丽的精魂”(36),是心地宽广、性情纯良的抗日军民。《荷花淀》中的水生等游击组员，弃家舍业，主动报名参加大部队。水生嫂等妇女虽然依依不舍，却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在给丈夫送衣物回来的路上遭遇一次小小的战斗后，不甘落后地学会了射击。当敌人围剿大苇塘时，她们出入在“芦苇的海里”,配合子弟兵作战。水生年事已高的父亲，也表现得深明大义，他告诉儿子：“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37)《芦花荡》中的小女孩二菱天性爱美，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也不忘用淀水痛痛快快洗脸洗头发。老船夫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水性也像鱼鹰一样好，能够在敌人紧紧封锁的水面上悠闲地驾驶着小船出入。老人对自己的水性很自信，当小女孩大菱在他的船上被鬼子的枪弹击伤时，老人被深深地激怒了，他在水底巧设钩子阵，为小女孩报了仇。孙犁曾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38)他是尽量避免丑恶的东西进入他的作品的，因此即便是写战斗，仍然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诗情，他着重表现的不是血火与硝烟，而是人情美、人性美。孙犁的诗化战争小说透露出作者的某种传统文人意趣，其与抗日新英雄传奇小说同时出现，显示了继承、发扬民族文学传统的不同路径。

战场小说足以显示抗战文学的艺术价值。上文论列过的作品，大多是抗战文学的优秀之作。尤其是阿垅的《南京》、马宁的《无名英雄传》、丘东平的《茅山下》、马烽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程造之的《地下》、于逢和易巩合著的《伙伴们》、艾芜的《山野》等长篇小说，柯蓝的《抗日英雄洋铁桶》、丘东平执笔的《给予者》、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等中篇小说，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杨朔的《月黑夜》、刘白羽的《龙烟村纪事》、周而复的《麦收的季节》、石言的《子弹》、赖少其的《绝壁上》、吴奚如的《萧连长》、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友军的营长》等短篇小说，是足以载入史册流传后世的。

总之，抗战小说的战场书写收获很大，其思想蕴含丰富厚重，在艺术上也多有突破。包括战场小说在内的战场文学再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悲壮历史，彰显了中国的巨大牺牲与贡献，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的理想材料。对战场文学的梳理也可以解决“对战场文学之于抗战文学的地位认识不足”(39)的问题，颠覆重视后方而忽略战场的固有观念，树立战场文学才是最为典型的抗战文学，在抗战文学中占据着核心位置的认识。

注释

(1)祝秀侠:《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1938年6月1日。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

(3)江羽:《白刃战》,《中流》第2卷第10期,1937年8月5日。

(4)《南京》完成近五十年后以《南京血祭》为书名出版。《大江东去》是一部抗战与言情结合的长篇小说,部分地涉及南京会战。《南怀花》表现中日两军在忻口战役中对忻口西北侧204高地的激烈争夺,作者完稿后交给楼适夷列入大地社主编的“大地文艺丛刊”(见1940年5月大路出版公司出版的田涛长篇小说《子午线》书末广告),但《南怀花》似乎最终并未出版,其原稿在战乱中遗失,部分章节《塞上》《奖章》《山村之夜》《回归见亲娘》发表于第一战区《阵中日报》副刊“军人魂”、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和《抗战文艺》,得以保存。

(5)奚如:《萧连长》,《文艺阵地》第4卷第2期,1939年11月16日。

(6)于逢:《冶炼》,北门出版社1945年版,第59页。

(7)魏伯:《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文艺战线》第6期,1940年2月16日。

(8)阿垅:《南京血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9)阿垅:《南京血祭》,第155页。

(10)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连载于1938年5月1日、16日《七月》第3集第1、2期。

(11)丘东平:《友军的营长》,载《茅山下》,韬奋书店1945年版,第14～15页。

(12)于逢:《冶炼》题记,第2页。

(13)阿垅:《南京血祭》,第162页。

(14)阿垅:《南京血祭》,第177页。

(15)阿垅:《南京血祭》,第177～178页。

(16)阿垅:《南京血祭》,第179～181页。

(17)阿垅:《南京血祭》,第205页。

(18)刘增杰、赵明、王文金:《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1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2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第217页。

(21)李怡:《丘东平:前期七月派小说的大家》,《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

(2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

(23)柳青:《地雷》,《文艺阵地》第6卷第4期,1942年4月10日。

(24)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2页。

(25)马宁:《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光明日报》1979年2月11日。

(26)峻青:《黎明的河边》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24页。

(27)阿垅:《南京血祭》后记,第227页。

(28)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上海百新书店1946年版,第3页。

(29)方维保:《作为订制创作的〈虎贲万岁〉与张恨水的文学生产伦理》,《池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30)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第3页。

(31)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第2页。

(32)郭志刚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小说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33)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连载于《解放日报》1944年9月21-24日。

(34)孙犁:《荷花淀——白洋淀记事之一》,《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

(35)孙犁:《芦花荡——白洋淀记事之二》,《解放日报》1945年8月31日。

(3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第585页。

(37)孙犁:《荷花淀——白洋淀记事之一》,《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

(38)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载孙晓玲、李屏锦主编《孙犁论孙犁》,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39)张中良:《抗战时期敌后战场文学初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作者简介

 

 

王学振，男，湖北江陵人，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省级A类重点学科责任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研究抗战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含1项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项及多项省/直辖市级项目；在《文学评论》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5部；获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7项。主持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中国现代文学”，获海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入选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一层次、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南省南海名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