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品读张品成《最后的比分》

2021年05月30日 00:00  图文/马良提供 编辑/黎秀葵  点击：2105  我有话说(0人参与)

 

意味深长的红色足球往事 

——品读张品成《最后的比分》

文/马良

 

一切，从一张珍贵的黑白历史图片开始。

 

照片上是几十位精壮的男子，背景是一座正规足球门，立着的一排人穿着胸前统一印有“红校”的短袖短裤足球服，其中一位着长运动衫的守门员手里捧着一个足球；蹲着的一排队服不够齐整，也有一名队员身边放有一只足球。照片上写有这么几行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大会，足球冠军——红军学校足球队，亚军——中央联合足球队合影，落款年份是1933年。

 

 

这幅照片引起了作家张品成的注意。通过电影《旋风女队》，他已涉足足球题材；而“红军足球”这一前人从未涉及的题材，让他有了挑战的冲动、深挖的兴趣。

按理说，还原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赛事已经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猜想，张品成一方面意识到，那场比赛毕竟已过去80多年，几乎不可能找到当事人，另外一方面，张品成本就是一个作家，相信“合理的虚构”或许会比“纯粹的还原”更有意义，也更有力量。

如果放到40年前，他或许会做一番“田野考古”的工作。大学读了中文系、有了自觉创作意识后，张品成蓦然发现，童年时期待过的江西苏区曾经听到过甚多鲜活、另类的有关红军的故事，和那个年代流行的《闪闪的红星》等等的模式很不一样，80年代的文化生态也很生猛，张品成自此开启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红军题材创作。应该说，这构成了张品成“红军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是以“反思”的态度、民间的视野去面对这一题材的，这比那些职务行为者和“歌德”派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和取舍，因此也必然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样貌，从而也某种程度上重构了红区历史。而正是这么一个“思考型”的作家，最后也被红区文化、红军精神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所折服，这样更具内在的动情力，说服力也更强。

 

 

再回到《最后的比分》的运思过程，倘若在青年时期，得到这样一张图片，张品成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历史见证者的——无论是球赛的参加者或是观众，但是时间又无情地流逝了几十年。但张品成没有就此罢手，不能确定照片中人物的真实姓名、身份，这是劣势，然而他也有优势，那就是对那个年代的认识水平已远远超过了青年时期。他面对着照片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在红区那么艰困甚至残酷的战斗、生活环境内，为何还会有足球运动？为什么设在五卅这样特殊的日子？这场足球比赛又有怎样不同寻常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推演的过程中，照片上的人物开始“走动”甚至“奔跑”起来。张品成的几大优势开始显现，灵感的火花开始绽放。必须承认，《最后的比分》最终所展现的，远比还原一场80多年前红军内部的赛事要立意高远、故事精彩、人物动人。

虽不能说是题材决定论，但有时好的题材确实奠定了成功的基础。红军足球这个题材本身就具有新奇性，和人们想象中的红军不一样，而人们所谓的想象多少是概念化、简单化、模式化的，而红军足球让人们不得不对红军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足球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型团队，有教练、助教、球员、营养师、医疗师等等，足球比赛，还要有组织者、裁判等等，这些，跟人们通常想象的红军“泥腿子”的形象迥然有别——其实，熟悉红军史的人都知道，这本就是不符合事实的。

张品成很好地还原了那支红军足球队，红军球队来源于红军部队，而红军部队的构成本也就是五湖四海的。张品成一直认为摆脱概念化、说教化是红色题材作品最难做到的，张品成的优势，恰恰是对形象生动、戏剧性呈现的迷恋，他接触过太多生活在苏区的底层民众，听他们讲自己或祖上与红军相关的故事，自然也是鲜活、生猛的，不是“红军战士”这样的标签，“苦大仇深”这样的概念描述，而是农夫樵夫排客、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这样具体可感、层次丰富的人物群像。因为是写足球队，还要撷取其中与足球关联的个性：诸如跑得快的游根放、善于“破坏”的陈唤水、具有守门员潜质的泥瓦匠卓成前、营养师潜质的厨师方天为，等等，仿佛水浒英雄投奔梁山，苏区足球队也由各色人等通过各种渠道汇入。

 

《最后的比分》作者张品成

足球队高技术含量的特点，也让张品成懂得，纯粹的农夫樵夫、贩夫走卒，经过训练，也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它必须包含另外一些人。文化史专家早有论述：军队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化的形态，近现代社会中像足球队等基本上都是仿照军队的形式组建的，足球队既有战士（球员），也有指挥官（教练），还有政委（领队），足球比赛也被称为“和平时期的战争”。足球作为一个高技术含量的“人类游戏”，必然需要知识群体的介入（军队也是一样）。那么，在苏区，红军学校的学员、军械所的技工、喝过洋墨水的医官、少共中央局的机关干部、保卫局的官兵、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甚至来自敌对阵营里的战俘、军官等等，这样球队来源的丰富就带来了作家描写面的丰富，而其根本，是当年中央苏区本身构成的丰富性。而这看似常识，却又是人们常常忽略的。笔者就曾在南昌八一纪念馆惊叹，几十年后打下江山的多少将帅都荟萃于那场起义的行列里，而他们的来源其实也非常复杂：留洋的、旧军队的、云南讲武堂的、保定军校的、黄埔军校的、草根的，既多武将，也含文臣，很多人还身份多重。在《最后的比分》里，张品成既写了红军球（军）队大量的草根，也写了知识群体，他们之间有紧张，有互相嘲笑，但也有和解，有默契，各有长短，也各有发挥。对这一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同时近乎永恒原型的“知识/草根阶层”双向互动模式的描写，是张品成作品的魅力之一。其实，在世界文艺史上，像影片《大幻灭》《桂河大桥》等，也多有这方面的探索和突破。

形态的丰富性固然保证了人物的多元化，避免了脸谱化、概念化，但是如果没有一条主线串联起来，也会沦为各色人物的素描长廊。所幸张品成是一个善于结构故事的高手，他将人物置于既合理、又比较集中、激烈的戏剧冲突之中，围绕着足球队的组建、苏区足球的推广以及最后一场有关尊严、人性、胜负等重大命题的足球赛事，展开了一场多声部对话。

以黄绅山为代表的另一阵营精英人物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最后的比分》的人物类型，而且令红军的一场内部赛事有了“两军对垒”的意义，凸显出“球场即战场”的意味，对提高作品的境界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样，红军的首长虽然都没有姓名，却并非是一个意念化的角色，他仍是具体可感、血肉丰满的人物。《最后的比分》也会因为这两个人的“高端对话”，成为红色叙事的精彩篇章。

 

瑞金叶坪红军广场

 

要而言之，红军首长堪称这次重要赛事乃至红军足球的“总设计师”，他深刻理解小小足球在红军军事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诸如锻炼体质、锤炼意志、团队精神、凝聚人心、忘却烦恼、积极向上，等等。而足球作为现代团队体育的代表，其关键需要各种人才的支撑，球员已是高素质人才，队长、教练更是人中龙凤。红军首长不拘一格，广招人才，“他们中间有能人，在他们中挑人，挑会踢球的人”。这样从一支球队的抟成，到由几十支球队构成的红区足球生活，也同时凸显出红区社会生活面的广度和宽度，以及人才来源的多样性。这里也显示出张品成更大的抱负，正像中国革命的历程所展现的，中国人民军队的壮大，既保持着“小米加步枪”农民军队的本色，又在其中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引入新血、不断地升级换代，从而发展成一支战无不胜的现代化铁军。张品成通过他的足球叙事也扩展为一个更为广阔深闳的中国革命叙事的一则寓言，这一点通过“后记”部分体现得格外精彩。

红军足球往事当然得围绕着足球来写，张品成也从一只足球来到苏区，一支球队的组建以及足球运动在苏区各个部门的推广，由此展开了苏区足球生活的广阔的画面，再通过一场赛事的组织及其一波三折，展现了战争环境中足球生活的特殊性。由于是足球生活，《最后的比分》是纯男人的戏剧，里面几乎没有女性角色，但是围绕足球，却并非唯足球，这也是《最后的比分》的长处。足球既非苏区生活的一种点缀，也不可能是全部，描写足球比赛的细节从来不是张品成写足球的目的。在《最后的比分》里，我们依然会看到苏区战争生活中的残酷和艰难，比如在敌军包围封锁的情况下，足球怎么千辛万苦从香港流入苏区，就此张品成也写到了“交通队”“执行队”等机构，写到红军地下交通线。还有写到赛事举办过程中，因为战事的发生，球队里主力队员的牺牲，苏区足球生活因此也有了一份独有的凝重深沉的色彩。当然，此前也已涉及，我们还看到了由足球生活所涉及的当时苏区社会人员结构的丰富性，无论是大气沉着、开放包容、深谋远虑的红军首长，还是坚信另一个主义、顽冥不化的国军军官、战俘黄绅山，他们既有共同的足球话题，又有根本的分歧，还由于足球队的组建、足球赛的组织开展，以及球场内外的各种交集、互动，而引发了现实、内心的种种波澜。

 

张品成《最后的比分》研讨会现场

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已十分擅长写出“同中之异”，像《金瓶梅》中跟着西门庆混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不打架就手痒的纯粹混混，另外一个则是颇有心计、想借机往上爬的流氓。张品成在《最后的比分》中刻画人物，也善于写出“同中之异”。球队里草根阶层已非千人一面，而是人各有态，同样“敌对阵营”教头系列的人物，既有代高仁这样地方豪绅出身，也有甘凤举这样冯玉祥的部将，他们已成功转型为红军的骨干，而一直以“三民主义”立身的国军嫡系的黄绅山，以及曾为南洋球队干将的蓝柱飞则以“士大夫骨气”砥砺自己，期望通过一场球赛证明自身的价值，企图从球场上找回战场失利失去的尊严。但是，身边的现实又不断地冲击着他们，改变着他们，最后让他们也站到了人民这一边。而他们对红军的观察，就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角。

《最后的比分》还显示出张品成在大历史以及历史细节上所下的功夫，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名词，在小说中恰恰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大历史的观照，历史的细节就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同样，如果没有生动细节的支撑，大历史同样也会沦为概念的游戏。张品成既关注历史的走向这样宏大的命题，但同时却是通过具体感人的细节去呈现。像天为厨子徒弟为救人命，赠人食物，却犯了大少爷的规矩，天为厨子被绑在大院里的柿树上，被大少爷抽竹梢，这样的细节写出了当权者何以失民心，红军何以得人心。最后那场比赛中，游根放等草根人物“不让逝去的兄弟落败蒙羞”的信念导致了比赛注定了的平局，也写出了红军基层官兵深厚的兄弟情。再例如通过黄绅山感受到的“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等等鲜明的对比，再通过“后记”中的延展叙事，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走向背后的奥秘。而有关苏区诸如红军学校、少共中央局、军械所、安全局等等架构，叙述得一丝不乱，李惠堂等民国足球乃至政治军事社会往事的插入，毫无废笔，可以看出张品成不独有对历史资料的广泛占用，且在运用上也可以称得上得心应手、恰到好处（举个例子，像红军大学的叙述就别有深意：红军大学开始不叫红军大学，叫郝西史大学。郝西史是个苏联红军将领，他在中国，为中国工农翻身做了许多贡献，最后被反动派杀害了。红军就以他的名字为红军大学命名。但当地土话念起这名有些别扭，听上去像“好稀屎”，后来就直接叫红军大学了。再举个例子，对红军机场和飞机“马克思号”的描写）。因此，他的这部红色足球往事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中国革命往事”的高度。

 

赣南客家民居

 

就这样，张品成从一张具体真实的历史照片升华为一幅高度象征性、浓缩性的历史图景。

张品成是一个长于影视的作家，他之前的作品得过华表奖，但感觉还有上升空间，《最后的比分》也是一个影视镜头感很强的作品，希望这部小说能改编为影视剧，个人感觉会更上一层楼。

小说在赣南客家文化风俗描写以及方言土语的运用乃至小说语言艺术等方面还有许多成绩，在此不一一赘述。

《最后的比分》也并非没有缺点，例如黄绅山、游根放等人物形象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深挖等。从足球专业角度，红黄牌最早见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张品成将其提前到了30年代，当然这样的虚构应该可以允许。再举出一点，黄绅山等民国系列文化人物，书信应该采用一种文白相杂的特有语体，但在书中却是用白话去叙述的，显得不够精准。

 

但瑕不掩瑜，《最后的比分》堪称红色题材、足球题材的佳作，虽对张品成作品了解还不够，但可以肯定，该书延续了此前的成功，例如比较人性化的描写，开阔的社会生活面等等，也包含着突破，格局较大，立意更高，群像人物刻画各具特色，尤其是加强人们对红色历史丰富性的认识方面，有比较突出的价值。在历史文化题材小说创作领域，应该有它的位置。

 

本文作者马良在江西宁都翠微峰

 

马良，海南省旅琼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海南省高层次C类人才。在《文学评论》《今日海南》等省一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化艺术体育评论、诗歌、散文等各类文章数百篇，策划、主持上百场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曾任南海文艺奖、海南省艺术节等评委。著有《勾勒集》即将出版。曾获首届南海文艺奖。